当前位置：隋唐重大历史事件介绍
2020-10-26 09:1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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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不少人将安史之乱视为在国内进行的外患,因安禄山及其许多追随者出身非汉族。这种看法虽不是毫无根据,但无说服力。陈寅恪发展了的夷狄论的变种观点同样缺乏足够的证据。谷霁光从河北对唐廷的长期异化的角度来解释叛乱的论据也无说服力。作者本人的看法是:安史之乱产生于基本上是政治性质的若干牵涉面较小的环境,它与中国文化的敌人的大规模渗透,或长期的地方分离主义无本质联系。尽管人们都说安史之乱使唐由盛而衰,影响巨大,但语焉不详。本书则非常重视这种影响及其引起的变化,这些变化可归纳为以下几点:(一)军方成了帝国生活中的主要力量。(二)地方行政结构被改组。(三)许多人取得了高官和社会威望。(四)国家财政结构崩溃。(五)土地分配制度受到致命打击。(六)人口大规模南移。(七)丧失了对河北和河南大部分地区的控制。(八)江淮几道取得新的关键地位。(九)唐帝国丧失了领土和威信。本书将这些变化贯串到此后至唐亡的历史论述中去,这样做是很有眼光的。
2：牛李党争这也是学术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重要问题。本书针对主要的分歧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关于牛李党争的起因,本书认为是出自始于宪宗时的个人恩怨。至 9 世纪 20 年代个人恩怨公开化,形成党。党不过是政治人物的松散结合体。因史载阙如,很难弄清产生朋党的思想观点和社会分化状况。本书认为,朋党领袖拥有政治权力,故能掌握想分享杯羹的追随者。穆、敬、文三帝庸懦,不能遏制朋党的发展,若宣宗直接继宪宗位,朋党之争将会缓和得多,甚至会使人不知朋党为何物。关于朋党规模,日本学者砺波护编制的两党名单中,有几人被列入或划出,其标准尚可推敲。他关于门生故吏依附上层朋党成员,朋党结盟影响向下层发展,从而形成金字塔形式的看法,虽有某些正确性,但也有不少问题。本书认为,依附牛李两党主要人物的大垂直系统的派别集团是否存在,值得怀疑。
有人想找出形成朋党的意识形态基础,本书建议最好把李德裕对李宗闵等的敌意追溯至 808 年的制举。但是,将皇甫湜的对策文看成整个牛党共同观点的看法并不合适,因为他后来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几位最重要的领袖的文章也未将其哲学观点和政治组合联系起来,所以看不出是什么观点和态度把这些人分为牛党或李党的。关于牛党是主和派,李党是主战派的问题,本书认为,不应把李吉甫与李绛之争,与十余年后的牛李党争等量齐观,没有理由把李绛视为牛党的精神追随者,也不应忽视牛党成员卷入 9 世纪各种军事斗争。所以把牛党宰相看成是和平主义者的观点就未免简单化了。很难想象 9 世纪 20 年代后期和 30 年代的小兵变,能对全面展开的朋党之争有很深的影响,也不能排除史籍中塞进伪造材料的可能性。陈寅恪等对牛李党争的社会学解释,虽有不少理由使这一假设颇具说服力,但因文献不足,很难说中举者必出自寒素,庇荫者定来自名门望族。想在朋党上层作前后一贯的社会学区分,证据还远远不够。
3：会昌毁佛不少学者认为会昌毁佛是由于唐武宗佞道所致。本书不否认他是虔诚的道教徒,但认为武宗除有几名宠幸道士外,似乎并没有打算促成敌视佛教的道教压力集团。一些历史著作声称李德裕为武宗毁佛推波助澜,也无充分证据,所讲的动机更是含糊其词。本书指出李德裕支持武宗毁佛的原因是:(一)它给国家财政带来利益。(二)促进国家礼仪以支持他的活动。(三)削弱宦官仇士良之权。(四)可能受了 843 年政事镇压摩尼教的启示。本书所说会昌毁佛的最重要原因在于经济问题的看法虽非创见,但 820 年以后唐王朝的财政拮据与寺院的日益富足形成了鲜明对比,所以较有说服力。
4：大中兴佛有些论著言及唐宣宗一反武宗毁佛之策时,给人的印象是此后悉复旧现,并一直持续至唐亡。本书认为,847 年兴佛诏令在后来受到了限制,政府采取了更慎重政策,具体表现在:裁减过分费用,只许在人口稠密处建寺,防止私度僧尼,加强对佛教的控制。这一政策延续了许多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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