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失败的不为人知的原因2

2020-10-26 04:51:44 浏览次数：

　　韦昌辉要是跟杨秀清有宿怨，动杨本人及亲信就行，何需杀三万杨的部属杀杨的大量部属，只会对洪和韦两方都有利。因为杨的军队威望高，所以只杀杨，就怕大量下属其后作反，对洪韦都构成威胁，最终却只是韦一人得了擅杀的罪名。而石达开得到主要军队的支持后，韦昌辉在军力上不敌，更需要洪这个精神领袖和自已过往行动主使者的影响力来抗衡，为什么他反过来要杀洪完全说不过去。有传说韦军攻洪府时，被几千大脚的客家女亲兵挡住，无法成功，那更是难以想象。韦也是独当一面的统帅，部下是能征敢战的百战军人，从武器上到作战经验上，会打不过几千留在天京镇营的女军只能这么说，韦临到绝境才发现中了人奸计，在无充足准备的情况下，最后关头才对他心中的阴险之人洪秀全作最后一击。被女军挡了一下，这才事败，如此，才可能说得通。真正耍花招的人，应是洪秀全。有需要时，找韦来对付杨石二人，到大势不妙时，出卖韦，以自保。可惜韦完全没有防范，到最后才看清这一点。

　　同样出身壮人背景的半客家人石达开，自然也是玩不过客家领袖洪秀全。不久就发现被洪的两个兄弟监视了，于是心冷下，带了十几万军队出走。史书上，一直写到石达开如历史上的忠臣们一样，似乎宁愿被皇帝杀头都没有私心，其实也是假的。他如果真没私心，带几千亲兵走，留下主力，更是符合忠义的精神，带十几万人走，显然的，是有防天王的追杀。经过杨秀清韦昌辉事件的教训后，再笨的人，都能看出洪秀全的一些深层的本质。所以，石达开此后再没回过天京，而是以为天国另辟生路为名，找了另一条路线，直至败亡于大渡河边。

　　其后，天国还是有一些良将出来的，如陈玉成和李秀成之类。但是，从各种历史记述和学者的推演中，都可发觉他们及其他的太平军将领一样，都是各怀私心，互相猜疑。如此，直至天国的灭亡。陈玉成被俘身亡后，李秀成力劝洪秀全弃天京而出走，转移阵地，而洪则在明知道全军粮困的情况下，继续发扬倔字精神，呆在天宫中，直到病死。李秀成则为了救小天王，在突围时被俘。在李身亡后，其他各天将众王更不成气候，互相残杀，加上清军的追击，一直持续到剩下来的曾王败回广东粤东北的那个山区起源地，现在所谓的世界客都梅州。未几，在左宗棠部十几万清兵的围攻下，最终灭亡于岭南的大山中。

　　在十几年的太平天国历史中，我们好象看到极其戏剧化的发展，突然而兴，忽然而败，倔然而终。其实，都是反映了整个运动的缺点，那就是，组织者及所属的群体是少数民族群体，知识上眼界上他们根本没有驾驭一个先进的运动的能力和见识。跟同期的汉人起义相比，不是没有优点，但纵然靠客家人和壮人吃苦、倔强还有能战的优点取胜于一时，声势上凌驾于其他汉人起义之上，天京事变后，靠狂热的客家精神也维持了一段长时间，长远来看，因为客家人群体的各种缺点而必然落败。

　　有人说，假如洪秀全接纳了族弟洪仁轩的西化建议，太平天国可能就能胜利，这完全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洪秀全连汉人传统知识分子和汉人地方武装都不敢大胆接纳，在思想上自卑保守到这种程度，更谈何采取洋化的措施

　　洪并不笨，他知道如果实行西洋化的改革后，在太平天国辖区强大和富裕起来的只可能是汉人，这些人掌握先进的近代工业力量后，自然而然的，以四万万汉人为依托，必然会对仅以两三千万客家人为背靠的太平军及自已构成威胁。所以，不是他没想过，而是他根本不敢做。而西洋化的变革，民间的开智，结果都是自已这个伪神的统治力受损。

　　说到底，跟满清一样，太平天国上层和主要追随的群体，是同样的少数民族。他们根本没胆量推行欧美式的商业生产和改革，因为这样，最终都对自已是致命的打击。所以，正如清朝一直不敢发展火器以威胁自已的八旗骑兵力量一样，太平军也仅限于冷兵器和从西洋走私商手上买来的枪炮。要他们真正实行令到整个国家工商业改革的运动，他们是决不敢做的，因为实现之日就是他们败亡之时。只有继续传统的农业社会，才有可能让少数民族统治多数经济文化上先进的民族。

　　从开始至结尾，太平天国的上层的背景都决定了它只是一场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在当时官府腐败和西方经济外来冲击下，不满于现状，借着华夏子孙的名义，号召汉人，对于满清少数民族统治的反抗，并造成了对汉人最发达地区的严重冲击。除了广东珠三角地区因为本身就存在的土客之争情结没太让太平军得手，中国另一个最富裕的江浙多数地区都为太平军和清军的反复争夺而变得极度破落。1864年太平天国就灭亡了，但直到1960年代，据说苏州的经济跟周边地区相比，都没有恢复到太平军到来前的水平。至今，一些浙江村落的老人们仍谈长毛而色变。

　　珠三角虽然没沦为清兵和太平军争战的残砖败瓦，但是本来拥护太平天国的红兵起义，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大成国起义，在珠三角的五邑地区，到后来却变成了客人团练乡兵借着奉官之令剿杀土人红兵为名，实则抢劫土人即广府五邑人村落田地的大规模械斗。各地广府乡绅本来一再退让，甚至跟客人乡绅商议不学他地争斗，共保太平，但到最后都被现实中杀过来的客人武装所惊醒。到最后，广府人乡绅团练联盟结誓，以雄厚的财力购得大量新式武器还有请来阳江的地方武装支持，这才把客人武装围困到山区直至粮尽。一直恶意坐山观虎斗，不作有力干涉，以免任何一方有余力反清的清兵，这才终于出手，以调解为名，除台山县下属的一个镇外，其他的客人都押解出境，保住了客人余众。

　　此役，仅占五邑地区五分之一人口的客家人，就与土人争斗了近十年，也是中国十九世纪最大规模的民间械斗，死伤合计几近百万，令整个地区经济退步了几十年。土人虽获胜，但是五邑的农作种植业从此败落，以至于有饥荒的出现，几十万人为了帮补家里的经济自愿卖作猪仔劳工或因这场械斗被俘卖作奴隶，结果远渡重洋，到了美国的旧金山挖金和建筑铁路，这就是北美华人史的开端，至今，五邑的广府人仍是北美华人中最有影响力的群体。

　　明末清初，潮人跟客家人间因九军之乱已闹得不愉快。清初，江西的江右人跟客家人之间又有土客冲突。清廷在收复明郑的台湾后，为了争夺开恳地，又生闽南人跟客家人之间福客械鬥。太平天国前，又有壮族人和外迁于广西的广府人联合跟迁于当地的客家人的大规模械斗。再加上五邑械斗此役后，逢山必有客，逢客必有斗的俗语，可谓传遍了南方数省。在官府和民间一致的反感下，客家群体也从此稍作平静下来。

　　明眼人不难看出，无论是反清还是扶清，都不过是某些客家人为了其群体利益，为了摆脱经济极度落后和被社会歧视而采取的激烈行动。洪秀全跟地方械斗的客家头领相比，眼光高在，他知道以客家人的经济力量文化程度和人口数量，是永远没可能跟当地真正汉人的械斗中取胜。与其群体械斗而惨败，倒不如借汉人力量反清而让客家人成为取代满族清廷的另一支少数民族统治力量。但是，借兴汉之名反清，他及其他众王又怯于真正动用汉人的力量，反而处处提防。单以客家人落后的经济和文化状况和蒙昧的思想状态，又如何可能推动根本性的经济和社会变革

　　更不用说，太平军中，客家天王又利用和提防壮人将领，连客家头目间也互相猜忌。这都是长期落后和贫困的少数民族生活造成的结果。因为两千年延续的穷困，一直拥有的太少，一旦得到，就怕人疑人抢夺。这种精神状态下，自然而然的发生了外界看来似乎不可思议的内部争斗的天京事变。在无力也无愿寻求根本性社会生产力变革的情况下，他们就只能祈求以冷兵器辅以一些洋枪炮加上自已的团结力和勇猛就能击败清军，成为另一个统治汉人的少数民族政权。而这，在曾左李等人的湘淮军武装迅速装备近代化，及英法等国决意支持清廷后，变得越来越不可能。

　　一个真正的社会变革，必然带来的是对基层群众的一定程度的人身解放，从而激发生产力。而太平天国完全没有，它采用的是限制普通成员拥有财富，对成员有最严格的各种规定，而所得则充入圣库，真正的财富都到了各王手里。相违者一律处以死刑，就算是太平军出生入死的老战士，犯点事，也行以火刑，美其名为点天灯。大家只需要仔细研读天京事变中详细的经过和史书上的描述，就能看到两字，残忍。对自已人也都是几万几万的杀，用的也是最残酷的肉刑。再加上上面提到五邑土客械斗中，对土人村庄动则焚毁抢掠，把土人妇女抢掠卖到澳门为娼以谋取钱财，把被俘的土人男丁卖给沿海的人贩运到东南亚和西洋从事艰苦的劳作，以获得钱财。从中都可窥见客家这个群体在其时的一些落后面目。

　　曾左李等湘淮军统领，则在平息太平天国后，开创了洋务运动。可惜，只学其形未学其神，白白浪费了宝贵的三十年时间，以至被日本的明治维新超越。真正的思想性革新运动，则要待到广东广府人的思想家康有为梁启超出现，扶助光绪帝作出的百日維新。

　　在百日维新中，提到的允许民间办报馆，鼓励私人办学堂，支持私人办军工厂，断发易服，支持民间出国留学，推广口岸商埠，满汉平等，制订宪法，开国会等主张，全是对于民间生产力的极大解放。比起在中国史学界中被过分美化和修饰的天国干王洪仁轩的《资政新篇》不知高出了三几截。后者宣扬的很多只不过是用人察失、禁朋党之弊、严禁贪污、奖励慈善事业、禁止迷信、禁止饮酒及吸黄烟、禁止溺婴买卖人口及使用奴婢等这些中国古代封建大臣就提出的政策。其余的政策则跟清廷洋务派的相差无几，甚至不如。只有百日维新，才第一次在中国那么解放平民的生产力和重视官民平权。

　　百日维新虽然失败，但是因为其后义和团事件及清对八国宣战失利，清廷自已也不得不吸收和采用了维新派的一些主张。就在稍后的日子里，一位留学英国取得了博士学位并获得大律师资格，也是第一位获准在香港担任律师的华人，广东五邑新会的广府人伍廷芳。他，作为清廷的法津修改大臣，从1902年至1906年，擬訂了中国最早的商业法;废除了凌迟等酷刑;并按欧美等国办法起草诉讼法，建议引入陪审团制度，从而让延续了几千年的肉刑从此彻底离开了中国纸面的刑法条例中，也让中国的传统司法终于有了一点替被告人着眼的规定。对比起太平军的点天灯和五马分尸，这，才叫做是真正的历史进步。

　　也就在香港和上海先后开埠后，大量原在广州及远至南洋的广东广府潮汕还有福建商人，一时间聚到上海从事商贸活动，后来就和本地的浙江江苏商人，一起创造了旧中国那个光辉灿烂的远东大都市老上海。比如说，老上海乃至旧中国最大最高端的连锁百货公司-南京路上四大百货公司，负责人都是广东中山的广府人，代表人物为永安系的郭乐郭泉和先施系的马应彪。而上海最大银行中的北四行，当中的中南银行，就是由福建泉州的闽南华侨黄奕住等发起创办。

　　至于广东中山的广府人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则是更后的事情了。

　　到了1912年和1949年后，因为锅供两方参与者很多都是客家子弟，为尊者讳，又强调族群平等，自然避谈太平天国及其背后群体的少数民族属性。一众建制中的太平天国研究大家，如所谓权威的罗尔纲等人，本身就是客家人，出于自已的本能，更不会触及，甚至是有意的回避或故意掩饰美化太平天国领导人的群体属性。因此，两岸关于太平天国的史学研究，根本一直都没有点到最本质的问题。 猜你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