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武汉的近代史论文

2020-10-25 10:53:47 浏览次数：

　　篇一

　　《中国近代史中国共合作在武汉抗战史中的重要性》

　　【摘要】中国近代史抗战时期中，国共的关系融洽并有着合作关系，也在历史上了营造了少有的融洽期，文章具体从五点显著的特点当中做出了总结，并对于今天推动海峡两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统一大业的早日完成，有着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合作;重要性

　　前言

　　从1937年12月13日南京失陷、17日蒋介石发表《我军退出南京告国民书》到1938年10月25日武汉撤退，即为武汉抗战时期，周恩来称之为第二个武汉时期。此阶段，国民党的统治中心迁入武汉，中共中央代表团来汉，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爱国人士，文化界、宗教界、科技界等的知名人士也都云集武汉。武汉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心和实际的战时首都。迎来了国共合作、全民协力的辉煌抗战局面。以保卫大武汉为战略指导思想的武汉会战，成为抗战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实现了中国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到战略相持阶段的重要转折。国民党与共产党作为当时中国社会最大的两个政党。各自都有军队与政权，其合作抗战，对于保卫大武汉战略的实现、相持阶段的到来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正是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造就了武汉抗战时期的辉煌。而这一时期过后。两党的亲密合作就不复存在了，抗战也随之变得更为艰难。应当承认，武汉抗战时期在抗日战争和国共关系的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重温这一段历史，回味期间两党默契相处、同舟共济的点点滴滴，在统一大业尚未完成的今天，是极为必要的。本文试就武汉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关系的特点作一番考查。

　　1.中国近代史国共合作诚意倍显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欲迅速实现其速战速决的计划，其在占领东北、华北、华东等大片国土后，借着南京战役的胜利，进犯中原，并狂言道：只要攻占汉口――就能支配中国。面对日军的步步进逼，国民党广大爱国官兵虽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但正面战场的对日作战。还是节节败退，溃不成军。整个中华民族危在旦夕。

　　此种严峻情势下，国共双方为挽救民族危亡合作抗战的愿望较前一阶段更为强烈。

　　此前，因两党的长期对立与仇恨一时难于消解。虽两党开始尝试合作，但彼此间信任不足。自国共双方谈判开始，蒋介石就担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对其造成威胁。到全面抗战爆发，蒋介石仍一度坚持不给共产党以军事指挥权，并怀疑共党思乘对外战争之机会，发动其阴谋。因而，中共虽坚持拥蒋抗日的统战政策，但不能不对蒋介石的抗战决心有所担心，并对国民党在民主民生等问题、特别是在动员民众方面的政策，始终持批评态度。

　　而步入武汉抗战时期，基于民族救亡的共同任务，国共双方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就共产党而言，为使国民党方面大开合作之门，中共捐弃前嫌，与国民党坐在谈判席上共商抗日大计。在政治方面，中共确立了国共两党共同负责、共同领导、互相帮助、互相发展的统一战线总方针。对于具体的政治统战工作，毛泽东于1937年底，也明确指出，对国民党要切实的具体的帮助，多采取建议的方法，依照他们觉悟的程度与迫切的需要，提出适当的要求与口号，不要太高太左。按照这些方针，中共对以前的一些做法做了改变，对国民党的要求也做出了让步。在军事上，中共中央指示中共军队要力争团结国民党共同作战，减少摩擦。1937年12月，毛泽东致电前方领导人，提出：必须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八路军对华北支军尤其对阎及各县地方政权、地方绅士，必须保持好的友好关系，一切须求合法与统一，减少摩擦，团结对敌。

　　2.中国近代史国共合作方式更为灵活

　　国共双方的合作诚意推动着两党的合作抗战紧锣密鼓地展开。这就对国共到底该采取何种合作形式提出了迫切的要求。双方进行了长时期的努力，打破了往日关于这一问题的僵局，最终形成了遇事协商、随时约见的合作方式。由于三青团无法协调好两党的关系，后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又进一步讨论了国共合作的形式问题。毛泽东提出了国共长期合作的三种形式：其一，把国民党本身变为民族联盟，各党派加入国民党而又保存其独立性;其二，各党共同组织民族联盟，拥蒋为最高领袖，实现党外联盟;其三，没有成文，形式不固定，遇事协商，解决两党有关问题。按决议精神，中共派出代表多次与国民党磋商。最终两党基本上采取了中共提出的第三种形式。至此，无统战组织、遇事协商、随时约见的合作方式正式确立。这意味着国共双方在合作中处于较为平等的地位，彼此谁也不吃掉谁，两党在密切联合的同时各自又保持着独立性。

　　这一合作方式的形成，是有其深刻历史根据与现实原因的。就历史根源看，从1924年持续到1927年的国共第一次合作，因蒋介石残酷屠杀革命人民而最终以失败告终。深刻的历史教训使中共认识到：没有国共合作，没有统一战线，革命无法取得成功;但有了国共合作，有了统一战线，如果党不善于在统战中保持独立性，革命仍然会失败。因而国民党没有接受跨党合作也就使得双方只能采取遇事协商、随时约见的方式。就现实情况看，战事的危急使国共两党的主要精力一直都投入到激烈的对日作战中，其它的事情无暇顾及。而遇事协商、随时约见，具有较多的灵活性。这使国共双方在处理两党共同事务，尤其是处理突发事件时，无须经过层层的统战组织和繁琐的工作程序，从而提高了办事效率，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更有利于双方的合作抗战。

　　3.中国近代史国共合作内容更趋实际

　　军事上，国共两党在军事战略上相互探讨，国民党方面在周恩来向其讲解《论持久战》的基本精神后深为赞赏，并据此制定了自己的战略指导思想;在具体的军事行动上，国共也是相互配合并取得了一些成功，对于台儿庄大捷，陈诚就承认了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八路军在华北的游击战争起了重要的配合作用。

　　政治上，两党也展开了密切有效的合作，中国共产党促成国民党制定了《抗战建国纲领》，并积极帮助国民党实施其纲领，且在部分地区国共出现了地区性的共同纲领，如山西，国共两党就成功制定了，民族革命十大纲领;国共双方还通过多次的政治磋商与谈判，就两党关系、具体合作任务等一系列问题达成一致，较之此前处于僵持状态的谈判局面有了令人振奋的进展。　　外交上，中共帮助国民党加强了与苏联的合作，蒋介石通过中共获得了许多关于苏联对中国抗战的态度、对国共关系的看法、对英美的政策等的信息;同时，为援助西班牙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中共与国民党协调一致，组织了国际纵队中的中国支队赴西班牙参战;此外国共两党还相互配合，积极对外宣传呼吁世界人民共同反对法西斯，包括争取日本反战力量的支持。

　　正是由于国共两党在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等多方面富有成效的合作，才使武汉抗战时期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4.中国近代史国共合作的国际环境更有利

　　武汉抗战时期，正值法西斯势力在世界范围内活动猖獗之时。随着法西斯全球战略的展开，国际形势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客观上也使得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得以加强。中国的国共合作抗战，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获得了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极大支持。

　　一方面，国共的合作抗战得到了各盟国政府的支持。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侵略与在沦陷区的殖民统治严重威胁到英美等国的在华利益，英美等与日本法西斯的矛盾日趋尖锐，因而此时英美等从纵容日本侵略中国转而采取支持中国抗战的立场。美国总统罗斯福就曾于此时号召全国募捐100万美元支援中国的抗战。而此时的苏联已完成了工业化和农业的集体 化，实力大大增强，加紧了对中国抗战的援助，1938年两次贷款给国民政府，总计1亿美元。此外，还向中国提供飞机565架、坦克82辆、火炮817门、汽车700辆、机关枪6325挺、子弹645万发、炮弹140万发。同时，同受法西斯侵略的国家，如西班牙，其军事领导人此时期曾致电朱德，赞赏中国军民的抗战精神，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

　　在这样有利的国际环境中，中国共产党积极地抓住时机，发展扩大国际统一战线，努力争取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支持，获得各国人民的同情，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同时，对于此时期日、德法西斯对国民党政府进行的多次劝降活动，中共及时地予以坚决揭露、严厉谴责，与国际消极方面进行斗争，从而维持了有利的国际环境。

　　5.中国近代史国共合作作用巨大，影响深远

　　政治上，国共两党的密切合作、融洽关系为相持阶段两党如何处理相互关系、维持国共两党的合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同时，两党的合作，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信心，促进了民族的团结和进步，保证了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在相持阶段的展开，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经济上，国共协力完成沿海工业的内迁，保证了民族经济免受日军的掠夺与摧毁，为相持阶段中国抗战的继续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文化上，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团结一切爱国人士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武汉抗战文化运动，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成为整个抗战文化运动所掀起的第一个巨大浪头，推动着抗日洪流在相持阶段的继续前进。国共两党的合作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取得的成就，为中国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夯实了基础，创造了有利条件，对于最终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有着巨大的功劳。

　　武汉抗战时期的国共合作抗战，也加快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进程。一方面，国共两党的军队此时沉重地打击了日军，有力地牵制了日军的兵力，使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宣告破产，从而使得德意日法西斯的全球战略中的第一步战略目标，即攻占苏联与中国，难以迅速变为现实，进而使得德意日三国无法很快进入第二步战略行动，即决战美国，统治世界。这样也就挫减了德意日法西斯的进攻锋芒，打乱了法西斯同盟的全球部署，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赢得了有利的时机。另一方面，国共两党的亲密合作、融洽关系，为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抗击法西斯侵略树立了好的榜样。此时期，西班牙政府外交部长台尔戈育，在国联行政院讨论制裁日本侵华的会议上，就曾表示：对于中国民族之英勇精神，表示敬意。国共两党的合作抗战，有力地声援了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加快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进程，为最后战胜法西斯势力作出了贡献。

　　6.结束语

　　总体而言，中国近代史中武汉抗战时期国共两党虽有分歧，但相处融洽、合作密切。中国共产党正确地认识了这些特点，抓住时机，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合作方针与政策，促进了国共合作在此时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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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毛磊，刘继增，袁继成等.武汉抗战史要[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

　　篇二

　　《探讨武昌起义》

　　摘要：武昌起义是在黄花岗起义失败后，一部分革命党人决定把目标转向长江流域，准备在以武汉为中心的两湖地区发动一次新的武装起义。通过革命党人的努力，终于在1911年(农历辛亥年)10月10日成功地发动了具有划时代意义武昌起义。武昌起义的胜利敲响了清王朝封建统治的丧钟。革命军攻克总督府，占领武昌，消灭清军大批有生力量，在中国腹心地区打开一个缺口，成为对清王朝发动总攻击的突破口，并在全国燃起燎原烈火，沉重打击了清政府，致使1912年2月清帝被迫退位，结束了二百多年清王朝封建统治和二千多年君主专制统治。其次是吹响了共和国诞生的号角。武昌起义创建了湖北军政府，成为共和政权的雏型，并引发各省响应。不到两个月就诞生了中华民国，建立了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取得辛亥革命的重大胜利。

　　关键词：革命、起义、反封建、胜利

　　正文：

　　1.武昌起义背景和导火事件

　　19世纪末20世纪初，辛亥革命元老、中国现代教育奠基人何子渊、丘逢甲等人开风气之先，排除顽固守旧势力的干扰，成功创办新式学校;随后清政府迫于形势压力，对教育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于1905年末颁布新学制，废除科举制，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新式学堂，西学逐渐成为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亦正是这一教育方式的转变，为后来风起云涌的辛亥革命和国家建设培养了大批思想进步锐意创新的宝贵人才。

　　辛亥武昌起义前夕，由于中国的各种社会矛盾不断激化，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持续不断，革命党人不断发动武装起义。1906年，清廷抛出「预备立宪」，其实质却是加强了皇族的权力，广大立宪派对此极为不满;1908年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相继去世，年仅3岁的宣统皇帝溥仪即位，其父载沣摄政。

　　1911年(宣统三年)5月，清政府以铁路国有之名，将已归民间所有的川汉、粤汉铁路筑路权收归国有，马上又出卖给英、法、德、美4国银行团，激起湘、鄂、粤、川等省人民的强烈反对，掀起了保路运动。运动在四川省尤其激烈，各地纷纷组织保路同志会，推举立宪党人蒲殿俊、罗纶为正副会长，以破约保路为宗旨，参加者数以十万计。清政府下令镇压。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逮捕罗纶、蒲殿俊等保路同志会代表，枪杀数百请愿群众。第二天又下令解散各处保路同志会。激起四川人民更大愤怒，将各处电线捣毁，沿途设卡，断绝官府来往文书。9月25日，延安五老之一的吴玉章、同盟会成员王天杰、龙鸣剑等人领导荣县独立，荣县成为全中国第一个脱离清王朝的政权。把保路运动推向高潮，成为武昌起义的先声。

　　2.武昌起义经过

　　1911年9月24日，文学社与共进会在武昌召开由双方负责人和新军代表60馀人参加的联席会议，会上组建了起义的领导机构起义总指挥部。起义机关定为1911年10月6日(旧历八月十五日，中秋节)，后因准备不足，起义日期推迟到10月16期推迟到10月16日。

　　10月9日共进会人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秘密制造炸弹时发生事故，孙武被炸伤。俄国巡捕前来搜查，受伤的孙武和其他人脱逃，但起义的文件，旗帜等被搜走，并在相邻的刘公住所内带走了刘公的弟弟刘同。湖广总督瑞澄闻得此事后下令全城戒严，搜捕革命党人。文学社负责人蒋翊武闻讯后，决定当夜发动起义，并派人给各营送信。当日晚彭楚藩、刘复基在起义总指挥部被捕、杨宏胜在运送弹药的路上被捕，10月10日晨三人被斩首。新军工程营后队正目(相当于班长)熊秉坤等人决定提早起义，并拉来队官(相当于连长)吴兆麟作为起义军临时总指挥，熊秉坤为参谋长。1911年10月10日(农历8月19日)晚间八时(此时事发已无可考证，只能确定是日暮以后午夜以前事发)，程定国(旧说是熊秉坤较为正确)发出武昌起义的第一枪，起义士兵首先发难攻占楚望台军械库，继而深受文学社共进会等革命团体影响的大部分新军共同响应。吴兆麟、熊秉坤率起义部队攻打湖广总督府，在南湖炮队的炮击下，起义军在次日黎明前，占领总督衙门，湖广总督瑞澄逃走。

　　10月11日黎明，起义军聚集在湖北谘议局大楼会议厅，新军八镇十五协二十九标二营司务长蔡济民召集会议，商讨组建军政府和推举都督人选。除革命党人吴醒汉、徐达明等十馀人外，还邀请谘议局议长汤化龙、副议长张囯溶以及议员，还有旧军官吴兆麟参加。会议请汤化龙主持。吴兆麟提议由第21混成协统领黎元洪担任都督，立宪派一致拥戴，部分革命党人也因为黄兴、宋教仁不在武昌，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被害，孙武被炸伤，蒋翊武被迫逃跑，没有更好的人选表示同意，因此会议通过了以黎元洪为都督，汤化龙为民政总长(一说为总参议)。11日上午，武昌全部光复。晚上成立谋略处。在谋略处的主持下，宣布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即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公布军政府檄文和《安民布告》，宣布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废除清朝宣统年号，改用黄帝纪元，宣统三年改为黄帝纪元4609年。军政府建立参谋部、军务部、政事部、外交部。以谘议局大楼为办公地，以十八星旗为军旗。谋略处以军政府名义发布《布告全国电》，《通告各省文》等文告通电全国。10月12日，革命党人第二十一混成协第四十二标士兵胡玉珍、邱文彬、赵承武等在汉阳发动起义，光复汉阳;随后赵承武率起义军攻占汉口。至此，武汉三镇全部掌握在革命军手中，武昌起义胜利。

　　3.历史意义

　　武昌起义的胜利，在全国得到了连锁反应，各省革命党人纷纷行动起来。至11月底，全国宣告独立、脱离清政府的有14省。北方未独立各省，有的地方是清王朝统治较强，如直隶、山东、河南;有的远在边陲，革命党势力较弱，如新疆、奉天。这些省份也不平静，革命党仍然组织了一系列武装起义。武昌起义之后，立宪派纷纷表示赞成革命，这也加 速了清政府的崩溃。广大人民群众在各省起义过程中表现了高昂的热情。新军士兵、会党群众、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城市贫民、海外华侨、爱国士绅、少数民族都作出了贡献。中国的政治生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沸腾局面。武昌起义也吹响了共和国诞生的号角。武昌起义创建了湖北军政府，成为共和政权的雏型，并引发各省响应。不到两个月就诞生了中华民国，建立了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取得辛亥革命的重大胜利。武昌起义即狭义的辛亥革命，同时又是广义辛亥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清朝后期腐败的统治，开启了民主共和新纪元，使共和观念深入社会中上层人士思想中。前后的系列事件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具有重大影响。武昌起义敲响了清王朝封建统治的丧钟。革命军攻克总督府，占领武昌，消灭清军大批有生力量，在中国腹心地区打开一个缺口，成为对清王朝发动总攻击的突破口，并在全国燃起燎原烈火，沉重打击了清政府，致使1912年2月清帝被迫退位，结束了二百多年清王朝封建统治和二千多年君主专制统治。其次是吹响了共和国诞生的号角。武昌起义创建了湖北军政府，成为共和政权的雏型，并引发各省响应。不到两个月就诞生了中华民国，建立了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取得辛亥革命的重大胜利。

　　武昌起义的革命精神，首先表现在武汉革命党人的历史主动精神和首创精神。他们发挥主动性，积极宣传革命思想，发展革命组织，掌握革命武装，抓住历史时机，敢把皇帝拉下马，主动出击，发动首义，创立湖北军政府。其次是武汉革命党人和人民群众的的革命精神和献身精神。武昌起义的胜利是革命党人长期艰苦奋斗和英勇流血牺牲换来的。如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三烈士慷慨就义，程定国、熊秉坤勇于发难，纪鸿钧、王世龙舍身烧督署，都表现了大无畏的革命献身精神。广大武汉三镇人民群众也同仇敌忾，支援革命，商人捐款，工人、农民、市民踊跃参军，与革命军并肩作战，痛击清军。今天我们应该继承并发扬辛亥先烈的革命精神，把它化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巨大动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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